美国金融机构全面进入中国的挑战及其应对

美国金融机构全面进入中国的挑战及其应对

时间:2020-02-12 18:17 作者:admin 点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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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内容摘要:金融安全是国家经济安全的核心,2020年美国金融机构全面进入中国在给中国金融业带来巨大发展机遇的同时,也将带来很多挑战,主要表现为:市场份额面临分割,“高手”入局、业务面临“残酷”竞争,人才竞争将非常激烈,金融风险掌控存在一定不确定性。建议从以下角度有效应对:坚决维护中国金融独立、着力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着力推动创新来获取竞争优势、着力解决现实突出问题、建立起切实有效的金融信息保护网络,快转变金融发展方式,完善金融法制,保障国家金融安全,促进经济和金融良性循环、健康发展。

关键词: 美国金融机构 全面进入中国 挑战 应对

陶满城/文

(作者系北京市政府副处长、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博士后、北京大学国际组织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

美国的银行和金融公司等金融机构多年来一直谋求打入中国的巨大市场,但一直难以从中国的监管审批体系获得在华运营许可。中美两国2019年12月15日签署的第一阶段经贸协议应会暂停中美这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贸易争端,将为它们带来新的希望,该协议为美国的银行、信用卡公司、保险公司和不良债务投资者在中国开展业务扫除了部分障碍。

按照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美国将降低已经加征的部分关税,取消中国 汇率操纵国 的标签,美国金融机构将于2020年4月1日全面进入中国,这给中国带来了发展的机遇,特别是在全球新增外商直接投资连续第四年下滑而降至近十年来的最低点的情况下带来了投资利好,有利于帮助中国确立更加透明、更高标准和更有效的规则,有利于消除金融腐败,提升金融机构运营效率和资本配置,促进金融市场的不断健全。也带来了巨大挑战,如何应对成为必须回答的问题。

一、主要挑战

美国金融机构全面进入中国带来的主要挑战包括:

(一)市场份额面临分割

到目前为止,外资金融机构占有的市场份额是很有限的,而且和之前的高峰时期相比份额有较大下降。截至2018年底,外资银行在华机构989家,外资证券公司13家,外资保险公司57家。2018年6月,A股被正式纳入MSCI新兴市场指数。2019年4月,中国债券市场纳入彭博巴克莱全球综合指数。按照之前拟定的时间表,我国还将于2020年1月1日起,取消期货公司外资股比限制(股权比例可以到100%);2020年4月1日起,取消基金管理公司外资股比限制;2020年12月1日起,取消证券公司外资股比限制。2019年10月15日,国务院通过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保险公司管理条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银行管理条例》的决定,外国银行可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同时设立外商独资银行和外国银行分行,或者同时设立中外合资银行和外国银行分行;外国银行分行可以吸收中国境内公民每笔不少于50万元人民币的定期存款;外国保险集团公司可以在中国境内设立外资保险公司;境外金融机构可以入股外资保险公司。当前,中国国有银行的规模远大于美国银行,而且许多中国消费者使用微信支付和支付宝等移动钱包来支付商品和服务,这些工具不依赖传统银行卡技术。中国银行卡网络中国银联占据国内银行卡支付市场的绝大部分份额。

美国资产规模比较大的摩根大通等银行正等待中国政府授予其在华建立投资银行和财富管理部门的执照。威士信用卡公司和万事达卡公司也需要获得中国政府批准。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总体上要求中国处理这些申请,前述美国金融机构都将受益。协议要求中国对这些申请做出决定,并且如果拒绝批准需要提供理由。经贸协议还将使得美国不良债务投资者进入中国市场机会更多,他们将得以从中国国有银行购买不良贷款。以美国为主的外资金融机构占有市场份额将将很可能快速地逐步扩大。

(二) 高手 入局,业务面临 残酷 竞争

近些年来中国国内的金融业务基本上国内大型金融机构垄断,几乎没有竞争。美国已经明确将中国作为头号竞争对手,并采取了多种强力措施,这对中美金融交往造成了很大影响。美国拒绝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并且采取了大幅加征关税等很多限制中国对美出口的手段,2019年上半年中国降为了美国第三大贸易伙伴。2019年7月31日,美联储决定下调联邦基金利率25个基点,为美国金融危机十年后的首次降息,并提前至8月1日起结束缩表。2019年9月19日,美联储公布了9月利率决议,宣布降息25个基点! 2019年10月31日,美联储再次降息25个基点。美国量化宽松政策对人民币汇率的冲击十分明显。每一次QE实施时甚至之前(由于宣布时间早于实施时间或市场预期的缘故),美元兑人民币均出现持续性的贬值。[1]关于汇率对于经济总量的影响,近期,美国降息以后美元指数大幅上涨,造成汇率波动,再加上中美经贸斗争的起伏对于市场也会有一些影响,影响了人民币汇率变化。美国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USCC)确认了156家在美国三大交易所上市的中国大陆公司的名单,其中包括11家国有企业,总市值达到1.2万亿美元。这些公司有可能被美国证券交易所除名,这将引发中国概念股退市潮和回归潮。美国还可能采取公布或者冻结中国公民在美国资产,甚至动用 紧急状态法 冻结中国持有的美国国债等在美国资产的方式。上述情况使得人民币汇率和中国金融稳定充满了变数。2019年8月5日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破7。如果市场对人民币贬值形成一定预期,一旦人民币汇率形成了贬值的趋势,对中国经济将产生深远影响。

虽然中美两国2019年12月签署的第一阶段经贸协议增加了一些确定性,缓解了很多短期经济担忧,但是中美双方的分歧并没有得到根本解决。面对中国在经济、外交、技术和军事上的巨大发展,美国感受到了所谓的威胁。特朗普政府第一个认识到美国以往对华政策的失败,但是它还没有制订出对华大战略,也没有基于战略的整体而详细的工作计划。即便美中关系改善、暂时结束了持续长时间的贸易争端,但双方之间的相互猜疑、互不信任将不可避免。在大批美国金融机构进入中国市场的情况下,美国对中国金融业的施压将直接深入中国金融市场,使得中国国内金融市场竞争越发激烈。

(三)人才竞争将非常激烈

在美国金融机构全面进入中国后,因为高薪和工作机制等原因,中国金融人才将可能面临重大流失。如何培养人才,留住人才将成为摆在中资金融机构面前的重要课题。

之前体制内人员跳槽至 四大会计师事务所 、国际组织驻华机构、外资金融机构在华单位的情况就十分突出。这些机构的丰厚待遇不但是众多高校毕业生争抢的对象,也是吸引我体制内人员辞职转入的重要目标。大批我体制内人员辞职到外资机构任职,致使外方不但可以通过我体制内人员为工作提供便利,而且可借此攀拉结识我经济金融专家和官员,也在客观上增加我内部经济数据、金融政策被刺探的风险。

(四)金融风险掌控存在很大不确定性

当前阶段,我国金融领域风险点多面广,违法违规乱象从生,结构性失衡问题突出,各类风险隐患较多。主要风险来自于金融体系、债务和动荡的市场。上证综指、深圳综合指数、香港恒生指数进入2019年以来都出现了大幅下降。债券价格或住房价格暴跌可能导致整个金融系统陷入比股价暴跌更为严重的动荡。而美资等大量金融机构的加入将使得中国还不是十分完善的金融监管体系面临更加复杂的局面,金融风险掌控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

二、对策建议

要积极应对国际国内复杂环境变化,抓住贸易战休战的机遇期,通过深化改革主动引导市场预期,努力维护金融市场平稳运行,为发展赢得时间。建议从以下方面入手:

(一)坚决维护中国金融独立

金融安全是国家经济安全的核心,金融安全是国家安全至关重要的组成部分。在一定意义上,没有金融安全,就没有经济安全和国家安全,也没有国家主权。 当今世界,随着全球能源资源格局、贸易投资格局、产业结构格局的变迁,美国等发达国家重拾经济金融压倒性优势,新兴经济体处于弱势地位。美国通过TPP、知识产权保护、国家安全审查、反倾销、民族利益、反洗钱等新旧手段,发起并鼓动相关国家和地区在贸易、投资和金融领域围堵中国。 [2]我们要注意到中美金融地位的不对等性: 中美两国在金融关系中表现出了较为突出的不对等特征。这种不对等在中美两国的金融实力以及对国际金融规则的运用等方面均有。在实力方面,尽管中国在人民币的地区影响、在IMF等国际金融机构的份额以及外汇储备等诸多衡量一国金融势力的指标上有了明显提升,但与美国相比,或多或少均有落后指出。在货币影响力方面,即使受到了金融危机的严重冲击,当下美元仍然是全球货币,其国际地位依然较为稳定。而人民币更多地体现出主导性地区货币的潜力,尚未在东亚地区以及中国的其他周边地区取得支配性地位,遑论国际地位。从长远来看,人民币国际化确实有着较为明朗的前景,其更为现实的目标也是与美元并立为全球主导货币之一,要取代美元地位在未来数十年内不太可能实现。 [3]要切实加强党和国家对金融领域的领导,坚决维护金融独立。

在全面对外开放的过程中,要坚决防止内外勾结侵吞公私财产权利。要对境内人员和资金利用外资途径进入中国境内开展活动的情况给予密切关注。要坚决防止国际金融资本集团利用中国全面金融开放的时机对我形成金融实际控制局面。

(二)着力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

依据协议,在不用改变发展战略和进行结构性改革的情况下,积极构建适合支持经济高质量增长的 最优金融结构 ,发展多层次的资本市场,推动金融机构更好地为创新活动和中小企业服务。要优化结构,完善金融市场、金融机构、金融产品体系。要坚持质量优先,引导金融业发展同经济社会发展相协调,促进融资便利化、降低实体经济成本、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保障风险可控。提供良好的金融环境与基础设施,包括落实竞争中性、推进利率市场化和建设良好的信用体系。

要不断构建和完善符合中国实际的现代金融法律体系来支撑金融业高质量发展。 金融服务的质量是由法律体系决定的,市场规则、行为准则、准入与退出,都应该由法律、法规来规范。要适度减少政府对资本市场的直接 管控 ,降低政策不确定性。加大系统性的市场开放,引进更多的机构投资者。要在明晰责任的前提下培育 容忍失败 的创新环境,为创新型企业提供更加丰富的金融工具、激励机制和制度安排。

当前形势下,要与时俱进,统一金融立法,改变过去分业立法、机构立法的模式。现行的一些法律如《商业银行法》、《境外投行中国境内经营管理办法》、《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境外证券投资外汇管理规定》、《保险资金境外投资管理暂行办法》等内容已显滞后,难以适应金融业的快速发展和金融改革的持续深化。要加快推动《刑法》修改,大幅提高欺诈发行、上市公司虚假信息披露和中介机构提供虚假证明文件等违法行为的违法成本。用好用足现有法律制度,坚持严格执法,提升监管威慑力。强化金融法治和相关法律法规执行,强化对金融债券的法治化保护效率。

(三)着力推动创新来获取竞争优势

向外资开放金融和保险等部分经济领域将推动竞争与创新,努力减少经济、科技对西方的依赖,加快推进与西方进行直接竞争的自主创新企业。支持金融业对外开放和经济高质量发展,要明确金融需要什么样的创新以及怎样创新。大力发展直接融资,完善多层次资本市场,落实从严监管理念,支持实体经济发展。构建适应金融创新的监管体制,平衡创新与稳定之间的关系。适应金融创新跨行业、跨区域、新技术的业务特征,加强监管协调、功能监管与监管科技。充分发挥科创板的试验田作用,坚守科创板定位,稳步实施注册制,优化审核与注册衔接机制。大力推动上市公司提高质量,切实把好入口和出口两道关,优化增量、调整存量;严把IPO审核质量关,充分发挥资本市场并购重组主渠道作用,畅通多元化退市渠道,促进上市公司优胜劣汰;优化重组上市、再融资等制度。补齐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的短板,推进创业板改革,加快新三板改革,选择若干区域性股权市场开展制度和业务创新试点。

(四)着力解决现实突出问题

2018年10月19日,刘鹤副总理在接受人民日报、新华社和中央电视台记者的联合采访时指出:尤其要处理好稳增长、调结构、防风险的关系,一方面要保持经济增长的稳定性,另一方面要防控好金融风险,保持宏观杠杆率的相对稳定。两者平衡的关键是实施好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核心的政策体系。

促进金融回归本源 。金融要把为实体经济服务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全面提升服务效率和水平,把更多金融资源配置到经济社会发展的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和实体经济多样化的金融需求。要用好公开市场业务、存款准备金、中央银行贷款、利率政策、常备借贷便利等货币政策主要工具,服务经济高质量发展。

要在积极稳妥情况下,逐步推进人民币和汇率脱钩,和财政债务挂钩 。在确保人民币信用的情况下,逐步改变用美元等外汇储备做抵押来印钞,改为用地方债和国债做抵押。拓展政府债券功能,将国债与央行货币政策操作衔接,扩大国债在货币政策操作中的运用,推动实施国债作为公开市场操作主要工具的货币政策机制,健全国债收益率曲线的利率传导机制,强化国债作为基准金融资产的作用,使国债达到准货币的效果,扎实推进金融资助能力提升。

(五)建立起切实有效的金融信息保护网络

依据《证券基金经营机构信息技术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敏感数据不许跨境流动。美国发起对中国贸易战、科技战、金融战的相当一部分信息都是从中国方面的不同渠道获取的。美国已经建立了包括国际组织(如IMF核查中国提供的数据)、国家间交往、大型跨国金融机构搜集(如三大、四大等)、公开学术交流、民间交往、涉华专门机构、中国赴美留学生等多个对华经济金融情报搜集渠道。

而美国对于保护自己的数据安全是非常在意的。长期以来,美国企业一直对中国负责审批外国企业业务活动的专家组的模式不满,这些专家组通常包括中国国企、行业协会和学术机构的代表。美国企业认为他们可能会把美国企业的专利信息泄露给给中国企业。在美方的要求下,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解决了这一问题。对比而言,从中国的角度讲,迫切需要建立起切实有效的金融信息保护网络。

对外要维护多边体系,要联合印度等发展中国家捍卫 发展中国家地位 ;要对与美国做长期经贸斗争做好准备,积极预演好中国经济 结构性改革 (限制中国对国有企业的补贴)削弱国企在中国经济的中的主导地位、以及建立针对中国的履行承诺的机制等事项的准备;密切关注欧盟和英国、印度与美国的经贸谈判及其对中国的影响。

总之,为有效应对美资等金融机构全面进入中国,要加强党和国家对金融工作的统一领导,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遵循金融发展规律,紧紧围绕服务实体经济、防控金融风险、深化金融改革三项任务,在全面对外开放和不断发展的过程中,创新和完善金融调控,健全现代金融企业制度,完善金融市场体系,推进构建现代金融监管框架,加快转变金融发展方式,完善金融法制,保障国家金融安全,促进经济和金融良性循环、健康发展。

[1]刘卫平著:《美国货币政策调整及其影响研究》,清华大学出版社,2017年6月第1版,第66页。

[2] [美]本-斯泰尔、罗伯特-E.利坦著,黄金老、刘伟、曾超译:《金融外交 美国对外政策中的金融武器》,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16年8月第2版,第2页。

[3]宋国有著:《中美金融关系研究》,时事出版社,2013年6月第1版,第258页。